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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民可使由之 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第2页）

在面临紧急情况、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或复杂技术问题时，由于时间紧迫、信息不对称或专业知识门槛较高，“使民由之”——让民众遵循统一的指令与规范行事，往往是保障效率与安全的必要选择。

例如，在发生地震、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时，时间就是生命，政府需要迅速发布疏散指令、救援方案等，要求民众严格按照指令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向民众解释指令背后的复杂决策过程与专业依据，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导致民众因信息过载而产生混乱，影响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此时，“使民由之”是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提高救援效率的最佳选择。

再如，在涉及核安全、航空安全、生物医药等高度专业的领域，政策制定与执行需要依赖专业的知识与技术，普通民众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其中的复杂原理。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组织专业的科研团队进行论证，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要求相关企业、机构严格按照政策规范操作。此时，“使民由之”——让相关主体遵循专业的政策规范，是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特殊情境下的“使民由之”，并非否定“使民知之”，而是在效率与安全优先的前提下，对“知之”的阶段性延迟。在紧急情况缓解后或专业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依然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向民众解释相关指令与政策的依据、目标与影响，逐步实现“使民知之”，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二）常态治理中的“使民知之”：提升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在常态的社会治理中，“使民知之”是提升治理水平、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使民知之”，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民众的需求与诉求，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民众能够更好地理解政策，提高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1。“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在常态治理中，政策的制定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民生领域。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前不充分了解民众的需求与诉求，仅凭主观判断或少数人的意见制定政策，很容易导致政策脱离实际，无法解决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甚至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抵触。

而“使民知之”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政府了解民众需求、收集民众意见的过程。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征求意见等多种方式，政府向民众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目标与初步方案，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相关信息；同时，民众也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向政府反馈自己的意见与诉求，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这种双向互动，能够让政府更准确地把握民众的需求，使制定出的政策更具科学性与针对性，更好地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

例如，在教育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进“双减”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前，通过广泛的调研与征求意见，了解到家长对孩子学业压力过大、校外培训费用过高的担忧，以及教师对教学任务过重、职业发展受限的困惑。基于这些调研结果，政府制定了“双减”政策的具体措施，如明确作业量控制标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提高教师待遇与专业发展支持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也持续向民众公开政策执行情况，收集民众的反馈意见，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这种“使民知之”与“听民之言”相结合的方式，让“双减”政策更加符合民众的需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有效缓解了教育领域的突出问题。

2。“使民知之”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

政策的有效执行，不仅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更需要民众的自觉遵守与积极配合。而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政策的理解程度——如果民众不了解政策的目的、内容与意义，很容易对政策产生误解，甚至采取抵触态度，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使民知之”能够让民众充分了解政策的制定依据、目标导向与预期效益，理解政策背后的公共利益与长远价值，从而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度。当民众认识到政策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能够为自己带来实际好处时，便会主动遵守政策，积极配合政策的执行，形成政策执行的强大合力。

例如，在环境保护政策制定中，政府在推进垃圾分类政策时，通过社区宣传、电视广告、网络科普等多种方式，向民众详细解释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如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分类标准（如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区分方法）与投放要求。同时，政府还通过建立垃圾分类积分制度、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竞赛等方式，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通过这些“使民知之”的措施，民众逐渐理解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垃圾分类的方法，主动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显着提高，垃圾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推进，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由之”与“知之”的互补：构建现代治理的良性循环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由之”与“知之”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形成互补，构建起“知之—参与—由之—再知之”的良性循环，推动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方面，“知之”是“由之”的前提与基础。通过“使民知之”，民众了解政策的相关信息，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能够增强对政策的认同度与理解度，从而更自觉地“由之”——遵循政策的规范与要求。这种基于理解与认同的“由之”，不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践行，能够显着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另一方面，“由之”是“知之”的实践与深化。民众在“由之”——遵循政策的过程中，会积累实践经验，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们可以通过实践，发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将这些反馈给政府，为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深化“知之”提供实践依据。政府根据民众的反馈，对政策进行调整与优化，并向民众公开调整的原因与内容，进一步推进“使民知之”，形成治理的良性循环。

例如，在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政府在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时，首先通过“使民知之”，向民众公开政策制定的背景（如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目标（如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与具体措施（如统一缴费基数核定标准、规范基金调剂使用）。民众在了解政策信息后，积极参与政策讨论，为政策制定提供意见建议，政府据此优化政策方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民众按照政策要求缴纳养老保险费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同时也会将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异地缴费不便、待遇核算不清晰等）反馈给政府。政府根据这些反馈，进一步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如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建设、优化待遇核算流程），并向民众公开政策调整情况，深化“使民知之”。这种“知之”与“由之”的互补互动，让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不断完善，更好地保障了民众的养老权益，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五、跨文化视角：“由之”与“知之”的全球治理借鉴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虽然产生于中国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但其中蕴含的关于“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关系”“政策制定与执行逻辑”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全球治理中，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对“由之”与“知之”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在探索如何平衡治理效率与民众参与，实现治理的良性发展。

（一）西方民主国家的“知之”导向与挑战

在西方民主国家，受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制度的影响，“使民知之”与民众参与是其治理的重要特征。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强调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通过议会制度、选举制度、舆论监督等方式，保障民众对国家治理的参与。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广泛的利益协调与意见征询，向民众公开政策信息，接受民众的监督与批评。

这种“知之”导向的治理模式，能够充分反映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提高治理的合法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过度强调民众参与与意见征询，容易导致政策制定过程冗长、效率低下，甚至出现“议而不决”的情况，影响治理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民众的利益诉求多元、认知水平差异较大，在复杂的政策议题上（如气候变化、移民政策、国家安全等），容易出现意见分歧过大、难以达成共识的情况，导致政策难以推进。

例如，在欧洲部分国家推进移民政策改革时，政府为了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开展了长时间的公开讨论与民意调查。但由于民众对移民政策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部分民众认为移民会带来文化冲突、就业压力与社会安全问题，反对移民政策宽松化；另一部分民众则认为移民能够促进文化多样性、补充劳动力资源，支持移民政策宽松化。这种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政府难以制定出得到广泛认同的移民政策，移民政策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引发社会矛盾与政治动荡。

（二）东亚国家的“由之”传统与现代转型

在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历史上存在一定的“由之”导向的治理传统——强调政府的权威与治理效率，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服从度较高。这种治理传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如战后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亚国家也在逐步推进治理转型，加强“使民知之”与民众参与，平衡治理效率与民主参与。例如，新加坡在保持高效治理的同时，通过建立“民情联系组”“网上对话平台”等机制，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互动，向民众公开政策信息，收集民众的意见与诉求，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日本通过推进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扩大地方民众对地方事务的决策权，让民众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地方公共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权与知情权。

这种“由之”传统与“知之”转型的结合，既保留了东亚国家高效治理的优势，又吸收了现代民主治理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全球治理中的“由之”与“知之”平衡

在全球治理中，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贫困饥饿、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在“由之”与“知之”之间找到平衡，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一方面，在全球性紧急挑战面前（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需要各国遵循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统一规范与指导方针，“由之”——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如疫情监测、疫苗研发与分配、跨境人员流动管理等），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如果各国各自为政，不遵循统一的规范与指导，很容易导致全球疫情防控失控，加剧疫情的全球蔓延。

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与长效机制建设中，需要充分保障各国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使知之”——让各国充分了解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背景、目标与内容，参与到规则制定的过程中。国际组织应加强与各国的沟通互动，听取各国的意见与诉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全球治理规则更加公平合理，更好地反映各国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制定过程，充分体现了“使知之”与“参与之”的原则。各国通过多轮谈判，充分讨论气候变化的应对目标、责任分担、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关键议题，让各国充分了解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相关信息，参与规则的制定。在规则执行过程中，各国也需要向国际社会公开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减排措施与进展情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与评估。这种“使知之”与“参与之”的全球治理模式，能够让各国更好地理解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增强对全球气候治理规则的认同度，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六、结语：孔子治世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如基于春秋时期民众认知能力有限的社会现实），但其中蕴含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智慧——对治理效率与民众认知的平衡、对政策制定与执行逻辑的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社会，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这句古训归为“愚民政策”，而应结合历史语境与现代社会现实，辩证地看待其内涵：既要看到春秋时期“使民由之”的历史必然性，也要认识到现代社会“使民知之”的进步性；既要在特殊情境下重视“使民由之”对效率与安全的保障作用，也要在常态治理中坚持“使民知之”对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意义。

对于现代社会治理而言，孔子这一思想的核心启示在于：治理的本质是实现公共利益与民众福祉，而“由之”与“知之”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非目的。在治理实践中，我们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与需求，灵活运用“由之”与“知之”，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与互补：在紧急情况与专业领域，适度强调“使民由之”，保障治理效率与公共安全；在常态治理与民生领域，重点推进“使民知之”，提升政策科学性与民众参与度。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使民知之”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随着教育普及、信息透明与民主参与的不断推进，民众的认知能力与参与意识将不断提升，“使民知之”的基础条件将更加完善。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拓宽民众参与渠道，推动“使民知之”与“听民之言”“解民之忧”相结合，构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治理现代化与民众福祉的共同提升。

孔子的治世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我们应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智慧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