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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民可使由之 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第1页）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中的这句记载，自问世以来便争议不断。有人将其解读为孔子主张“愚民政策”，认为统治者只需让民众按照指令行事，无需让他们知晓背后的缘由；也有人从历史语境与文本训诂出发，认为这种解读存在偏差，强调应结合孔子“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与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重新审视这句古训的深层内涵。两千多年来，这句看似简短的话语，如同一块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时代对社会治理、民众认知与权力关系的思考。在当代社会，当民主、平等、知情权成为普遍价值追求时，重新梳理这句古训的来龙去脉，辩证分析其争议与价值，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孔子的治世思想，更能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历史语境：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民”的内涵

要理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首先需要回到它所处的春秋时期，厘清当时的社会结构、政治环境与“民”的具体内涵——脱离历史语境的解读，很容易陷入以今度古的误区，导致对孔子思想的误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原有的宗法制度与社会秩序逐渐瓦解。在这一背景下，“士”阶层崛起，成为连接统治者与民众的重要桥梁，而孔子正是“士”阶层的杰出代表。当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了统治阶层，而“民”则主要指处于社会底层的庶民，包括农民、工匠、商人等。这些庶民大多缺乏系统的教育机会，文化水平较低，生活重心主要集中在农耕、劳作等基本生存需求上，对国家大事、政治理念的认知能力与参与意识相对薄弱。

从教育普及程度来看，春秋时期的教育资源主要被贵族阶层垄断，“学在官府”是当时的主流教育模式——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接受系统的文化与道德教育。庶民阶层几乎没有接触教育的途径，“民不知书，农不知学”是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复杂的政治制度、政策制定的逻辑与国家治理的长远目标，缺乏理解的基础与能力。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的理念，试图打破教育的等级壁垒，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理念的实践范围有限，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庶民阶层普遍缺乏教育的现状。

从政治运作模式来看，春秋时期的国家治理主要依赖于“礼”与“刑”的结合：“礼”用于规范统治阶层的行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刑”则用于约束民众，保障社会稳定。统治者制定政策、发布指令，更多地是基于维护统治秩序与保障基本民生的需求，而不是追求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使民由之”——让民众按照统治者制定的规范与指令行事，是保障社会运转的有效方式；而“使民知之”——让民众理解政策背后复杂的政治考量与长远规划，不仅在当时的教育条件下难以实现，也并非维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因此，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非出于“愚民”的恶意，而是基于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在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强求民众理解复杂的政治逻辑与长远规划，不仅不切实际，还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社会秩序混乱；而让民众遵循明确的规范与指令行事，既能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实，也能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社会的稳定。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孔子对当时社会治理现实的一种回应，而非对民众的轻视或压迫。

二、文本争议：历代注解的分歧与核心争论点

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注解便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也构成了理解这句古训的重要线索。梳理这些注解的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句古训的多重内涵，避免陷入单一化、片面化的解读。

（一）传统注解的两种主要倾向

1。“愚民说”：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引导与控制

汉代的郑玄、何晏等学者，从“民”的认知能力有限这一前提出发，将“不可使知之”解读为统治者无需让民众知晓政策的缘由。郑玄在《论语注》中认为：“民，冥也，可使遵行其事，不可使知其所以然。”意思是说，民众如同蒙昧的孩童，只能让他们遵循既定的规则行事，无法让他们理解规则背后的深层原因。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也引用孔安国的观点：“民可使用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这种注解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认为“使民知之”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反映了汉代儒家对社会等级与统治秩序的维护。

宋代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愚民”的说法，但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认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朱熹将“由之”解读为“由于是理之当然”，即让民众遵循天理与道德规范；而“不可使知之”则是因为民众的认知能力有限，无法理解“理”的深层内涵。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学的“天理”思想，将“民可使由之”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而非让民众深入探究“理”的本质。

这种“愚民说”的注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与封建社会中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现实相契合。但这种注解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度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忽视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读为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控制。

2。“教化说”：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

与“愚民说”不同，部分学者从孔子“有教无类”“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出发，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了更温和的解读，强调“不可使知之”并非“不愿使知之”，而是“暂不可使知之”，核心在于通过教育与教化，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最终实现“使民知之”。

清代的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提出：“夫子言‘可使由之’，是许其可教也；‘不可使知之’，是未及教也。”他认为，孔子并非反对让民众知晓道理，而是认为在民众尚未接受充分教育的情况下，暂时无法理解复杂的道理，因此需要先通过教化引导民众遵循规范，待民众的认知能力提升后，再逐步让他们理解背后的缘由。这种注解将“不可使知之”视为一种阶段性的策略，而非最终的目的，与孔子重视教育、强调教化的思想相契合。

近代学者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他在《论语解故》中指出：“‘不可使知之’者，非谓禁之使不得知也，谓其知识未到，虽告之而不能知耳。”梁启超认为，“不可使知之”的关键在于民众的知识水平尚未达到理解的程度，而非统治者刻意隐瞒；统治者的责任在于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平，当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能够理解政策与道理。这种解读强调了教育对民众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更符合孔子重视教育、倡导教化的整体思想。

（二）核心争论点：“不可使”的内涵与孔子思想的一致性

历代注解的分歧，本质上围绕着“不可使”的内涵展开：“不可使”是“不愿使”（统治者刻意不让民众知晓），还是“不能使”（民众认知能力不足，无法知晓）？这一争论的背后，是对孔子思想一致性的考量——如果将“不可使”解读为“不愿使”，则与孔子“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的思想存在矛盾；如果解读为“不能使”，则更符合孔子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知与重视教育的思想。

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仁者爱人”是其核心价值观，他始终强调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富民教民”，关注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提出“先富之，后教之”，认为统治者首先要让民众富裕起来，然后再对他们进行教育；在《论语?学而》中，他强调“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主张统治者要爱护民众，合理使用民力。这些思想都表明，孔子并非轻视民众，而是重视民众的福祉与发展。

因此，将“不可使知之”解读为“不能使知之”，更符合孔子思想的一致性：在春秋时期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使民知之”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孔子主张先“使民由之”——让民众遵循规范与指令，保障基本的生存与社会稳定；同时，通过“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逐步提升民众的认知能力，为未来“使民知之”奠定基础。这种解读，既避免了将孔子思想简单归为“愚民政策”，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孔子重视教育、倡导教化的整体思路。

三、现代审视：从“由之”到“知之”的社会进步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教育普及程度与民众的认知能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社会中，教育普及化、信息透明化、民主参与成为主流趋势，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了广泛重视。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仅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更要从中汲取对现代社会治理有益的启示，实现从“由之”到“知之”的社会进步。

（一）教育普及：“使民知之”的基础条件

春秋时期“不可使知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而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为“使民知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普遍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教育逐渐从贵族阶层的特权转变为全民的基本权利。在中国，经过多年的努力，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5%（2023年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民众的平均文化水平与认知能力得到了显着提升。

教育的普及，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知识水平，更培养了民众的理性思维与批判意识。现代民众不再满足于简单地“由之”——遵循政策与指令，而是希望“知之”——了解政策制定的背景、依据、目标与影响，能够对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这种对“知之”的需求，既是教育普及的结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过去往往是政府部门制定规划方案后，直接向民众公示并执行；而现在，更多的城市会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网络征求意见等方式，让民众参与到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向民众详细解释规划方案的设计理念、功能定位与预期效益。民众通过参与这些过程，不仅了解了规划方案的相关信息，还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提出修改建议，使规划方案更加科学、合理，更符合民众的利益。这种从“由之”到“知之”的转变，正是教育普及带来的社会进步的体现。

（二）信息透明：“使民知之”的制度保障

在信息不发达的春秋时期，统治者与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民众难以获取政策相关的信息，这也是“不可使知之”的重要原因。而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为“使民知之”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自2008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公开的内容外，都应当向社会公开。政府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及时、准确地向民众公开政策文件、财政预算、重大项目进展等信息，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信息透明不仅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更能促进民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例如，在疫情防控期间，政府每天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向民众公开疫情数据、防控政策、医疗资源调配情况等信息，详细解释各项防控措施的科学依据与必要性。民众通过这些信息，能够理解疫情防控的严峻性与复杂性，积极配合各项防控措施，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抗疫的良好局面。如果缺乏信息透明，民众无法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与防控政策的依据，很容易产生误解与恐慌，影响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民主参与：“使民知之”的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的民主参与，是“使民知之”的重要实践路径——通过民主参与，民众不仅能够了解政策相关的信息，还能参与到政策制定、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实现从“知之”到“参与之”的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民主参与的形式日益丰富，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网络问政等。这些制度为民众提供了多种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事务的渠道，让民众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参与政策的制定与修改。

例如，在基层群众自治中，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通过村民会议、居民会议等形式，让村民、居民参与到本村、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决策中。在制定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时，村委会、居委会会组织村民、居民进行充分讨论，向他们解释制定公约的目的、内容与影响，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最终形成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约。这种民主参与的过程，不仅让民众“知之”——了解公约的相关信息，还让民众“参与之”——参与公约的制定，从而提高民众对公约的认同度与遵守意愿，促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辩证启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由之”与“知之”

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使民知之”的基础条件与制度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民可使由之”在现代社会完全失去了价值。在复杂的社会治理中，“由之”与“知之”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民由之”依然是必要的；而“使民知之”则是提升治理水平、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向。

（一）特殊情境下的“使民由之”：效率与安全的优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