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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感悟太宰问子贡 孔子多能的真谛（第1页）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中的这段对话，看似简单平常，却藏着对“圣人”“多能”“君子”的深刻探讨。每当品读这段文字，眼前总会浮现出两个鲜明的形象：子贡对老师的崇敬与推崇，将孔子的“多能”归为天赋与圣明；而孔子本人却淡然回望过往，将“多能”归因于年少时的贫贱经历，还轻轻叩问“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一推一辩之间，不仅勾勒出孔子谦逊务实的品格，更让我们对“能力”的来源、“君子”的标准有了跨越千年的思考。

一、对话溯源：春秋语境下的“多能”之问

（一）人物与背景：对话背后的时代图景

要读懂这段对话，首先要走进它所处的春秋时代，看清对话中的每一个角色。太宰，是当时诸侯国中掌管宫廷事务的高官，地位尊贵，见识广博。能让太宰主动向子贡发问，足见孔子在当时已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声望，其“多能”的形象已广泛传播，甚至引发了高位者的好奇与探究。子贡，即端木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不仅口才出众、善于经商，更对孔子怀有极深的敬仰，常常在他人面前维护老师的形象、宣扬老师的思想。当太宰抛出“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的疑问时，子贡的回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既是出于对老师的尊崇，也是当时人们对“圣人”的普遍认知——在春秋时期，人们往往将超凡的能力与“天赋”“圣明”绑定，认为只有天生的圣人，才能拥有超越常人的才能。

而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却又思想激荡的时代。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旧有的社会秩序逐渐瓦解，新的观念与思想正在萌芽。在这样的背景下，“圣人”的形象不再仅仅是上古时期遥不可及的圣王，而是开始与现实中的“君子”“士人”产生关联。人们既期待有“圣人”能站出来重建秩序，又对身边那些拥有出众能力、高尚品德的人充满好奇——孔子正是这样一个被众人关注的对象。他不仅能讲授诗书礼乐，还懂农耕、会驾车、善算术，甚至能辨别草木鸟兽，这些“多能”的表现，与当时士大夫阶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普遍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也难怪太宰会发出“圣者与”的疑问。

（二）对话的核心：“多能”与“圣人”的关联

太宰的提问，看似是对孔子“多能”的好奇，实则暗含着一个核心认知：“圣者”必然“多能”，“多能”者或许就是“圣者”。在春秋时期的观念里，“圣人”是智慧与能力的化身，他们不仅能洞察天地之道，更能掌握各种技艺，以应对世间的各种需求。比如上古的伏羲氏，发明八卦以辨天地万物；神农氏尝百草、教农耕，解决民众的温饱；黄帝制衣冠、建舟车，推动社会进步——这些“圣人”的形象，都与“多能”紧密相连。因此，当太宰看到孔子既懂礼仪、又通技艺，既能教书育人、又能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务时，自然而然地将他与“圣人”联系起来，认为他的“多能”是“圣者”身份的证明。

子贡的回答，正是顺应了这种普遍认知。他说“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将孔子的“多能”分为两层：一是“天纵之将圣”，即孔子的“圣明”是上天赋予的，这是本质；二是“又多能也”，即“多能”是“圣明”的外在表现，是上天在赋予他“圣”的本质后，额外赐予的能力。这种回答，既维护了孔子的崇高地位，也符合当时人们对“圣人”与“能力”关系的理解。但孔子听到这番话后，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他没有否认自己的“多能”，却彻底打破了“多能”与“天赋圣明”的绑定，将“多能”拉回了现实的土壤，归因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一回答，不仅颠覆了太宰与子贡的认知，更让“多能”有了全新的内涵。

二、孔子的“多能”：贫贱经历里长出的能力之树

（一）“吾少也贱”：一段被忽略的成长岁月

“吾少也贱”，这四个字从孔子口中说出时，轻描淡写，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后来因不满纣王的暴政，投奔周王朝，被封于宋。但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这一代，家族已经衰落，叔梁纥只是鲁国陬邑的一个小武官。更不幸的是，孔子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颜徵在带着他离开陬邑，迁居到鲁国都城曲阜的阙里，独自抚养他长大。

在春秋时期，“贱”不仅指家境贫寒，更指社会地位低下。失去父亲的庇护，又远离家族的支持，孔子母子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了生存，年幼的孔子不得不早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做那些当时被贵族视为“鄙事”的工作——所谓“鄙事”，就是底层民众为了谋生而从事的技艺与劳作，比如农耕、放牧、烹饪、驾车、管理仓库等。《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年轻时曾“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意思是他曾在季氏家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还做过管理牲畜的官吏，让牲畜长得肥壮繁盛。这些工作，在当时的贵族看来，都是“低贱”的“鄙事”，但对孔子而言，却是生存的必需，也是他“多能”的起点。

这段“贱”的经历，没有让孔子变得自卑或怨天尤人，反而成了他成长的养分。因为要谋生，他不得不学习各种技艺；因为接触底层民众，他得以看清民间的疾苦，理解生活的真实；因为在不同的岗位上劳作，他学会了细致、严谨、务实——这些品质，不仅让他掌握了众多“鄙事”的技能，更塑造了他后来“仁者爱人”“务实入世”的思想根基。多年后，当孔子回望这段岁月，没有丝毫避讳或羞愧，反而坦然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份坦诚与从容，正是源于他对这段经历的深刻认知：那些看似“低贱”的劳作，不是耻辱，而是让他拥有“多能”的真正原因。

（二）“多能鄙事”：从生存技能到人生智慧

孔子的“多能”，不是空泛的“样样都会”，而是每一项能力都扎根于现实的需求，都带着生活的温度。他会农耕，知道“春种、夏耕、秋收、冬藏”的规律，能分辨五谷的好坏，这让他后来在讲授“富民”思想时，不是空谈理论，而是能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他会驾车，熟悉马车的构造与驾驭技巧，甚至能在危难时刻驾车避险——在周游列国时，孔子师徒曾多次陷入险境，驾车的技能多次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他懂烹饪，知道不同食材的特性与搭配，后来在谈论“礼”时，能细致地讲解祭祀时食物的准备与摆放，让“礼”不再是抽象的条文，而是可感可知的生活细节；他会管理仓库与牲畜，懂得如何记账、如何照料牲畜，这些“管理”的经验，也为他后来提出“为政以德”“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现实依据。

更重要的是，这些“鄙事”带来的“多能”，没有让孔子沉溺于技艺本身，而是让他从技艺中提炼出了人生智慧。比如，管理仓库时“料量平”，让他懂得了“公平”的重要性，后来他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这种经历的升华；照料牲畜时“畜蕃息”，让他明白“用心”的价值，后来他主张“因材施教”，对每一个弟子都倾注心血，也是这种理念的延伸；甚至连驾车的技艺，都让他领悟到“中庸”的道理——驾车时既要用力，又不能过猛；既要掌控方向，又要顺应道路，这与做人做事“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曾说“吾不试，故艺”，意思是自己没有被国家重用，所以才有时间学习各种技艺。但如果没有“少也贱”的生存压力，没有早年对“鄙事”的亲身实践，即便有再多的时间，他也未必能真正掌握这些技艺，更谈不上从技艺中领悟智慧。可以说，孔子的“多能”，不是天赋的馈赠，而是生活的磨砺；不是“圣人”的光环，而是“凡人”在困境中努力生存、不断学习的结果。这种“多能”，没有丝毫的炫耀与傲慢，反而充满了对生活的敬畏与对现实的关怀。

三、“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眼中的“能”与“君子”

（一）打破认知：“多能”不是君子的核心标准

当孔子说出“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时，无疑是对当时普遍观念的一次颠覆。在春秋时期，很多人认为，君子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应当拥有广博的知识与出众的技艺，“多能”是君子的重要标志。但孔子却明确提出“君子不多能”，这里的“不多能”，不是说君子没有能力，而是说“多能”并非君子的核心追求与评判标准。

在孔子的思想里，君子的核心是“德”，是“仁”，是“礼”。君子首先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能“克己复礼”，能“仁者爱人”，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其次要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能“义以为上”，能“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最后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为他人、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能”，无论是技艺之能，还是知识之能，都只是君子实现“德”与“义”的工具，而非目的。如果一个人只追求“多能”，却忽视了品德的修养、价值观的塑造，那即便拥有再多的能力，也不能称之为君子；反之，一个君子即便没有那么多“鄙事”的技能，只要他坚守“德”与“义”，践行“仁”与“礼”，就是真正的君子。

比如，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没有孔子那样的“多能”，他不擅经商，不懂农耕，甚至连日常的生计都需要孔子的接济，但孔子却多次称赞他“贤哉，回也”，认为他是君子的典范。为什么？因为颜回拥有高尚的品德，能“三月不违仁”，能深刻理解孔子的“仁”道，并用一生去践行。在孔子看来，颜回的“德”，远比那些外在的“能”更重要，更符合君子的标准。

再比如，孔子曾批评弟子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认为这些是“小人之事”。很多人据此认为孔子轻视农耕技艺，但实际上，孔子并非否定农耕的价值，而是希望樊迟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修身”“学道”上——作为君子，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治国理政、如何教化民众，如何用“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而不是把目光局限在个人的农耕技艺上。这并非轻视“能”，而是强调“能”要服务于“道”，君子的“能”，应当是与“德”“义”相匹配的“大能”，而非局限于生活琐事的“小能”。

（二）君子之“能”：服务于“道”的“必要之能”

孔子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并非否定君子需要能力，而是强调君子的“能”要“精”而非“多”，要“专”而非“杂”，要服务于“道”而非满足于个人的技艺炫耀。君子不需要掌握所有的“鄙事”技能，但必须拥有践行“仁”“礼”、实现“道”的“必要之能”。

这种“必要之能”，首先是“学道”之能——能学习、理解、领悟“仁”“礼”之道。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这里的“学”，核心就是学“道”。君子要通过学习诗书礼乐，理解天地万物的规律，懂得做人做事的准则，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通过学习《诗》，君子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能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通过学习《礼》，君子能懂得分寸与秩序，能在社会交往中践行“礼”的要求。这种“学道”之能，是君子所有能力的基础。

其次是“行道”之能——能将“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君子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这种“行道”之能，体现在修身中，是“吾日三省吾身”，不断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自己的不足；体现在处世中，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善意与尊重对待他人；体现在为政中，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的力量治理国家，让百姓信服。比如，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仅用三个月就让鲁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技艺”，而是因为他将“德政”的理念落到了实处，用“礼”规范社会秩序，用“仁”关怀百姓生活——这就是君子“行道”之能的体现。

最后是“传道”之能——能将“道”传递给他人，让更多的人理解并践行“仁”“礼”。孔子一生“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的“传道”之能，不是靠华丽的言辞，而是靠“因材施教”的智慧与“以身作则”的示范。对于子路这样勇猛直率的弟子，他常常提醒他“三思而后行”；对于冉有这样谨慎内向的弟子，他常常鼓励他“闻斯行诸”；对于子贡这样善于经商的弟子，他引导他“富而好礼”。通过这种个性化的教导，孔子将“道”的种子播撒在每个弟子心中，再由弟子们传播到天下——这种“传道”之能，远比任何“鄙事”的技能都更有价值，也更符合君子的使命。

在孔子看来，君子的“能”，从来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够用来“学道”“行道”“传道”即可。多余的、与“道”无关的“能”，不仅不是君子的加分项，反而可能成为负担，让人沉溺于技艺而忽视了品德的修养。这就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的深层含义：君子追求的不是“多能”，而是“德能兼备”，是让“能”服务于“德”，让“行”践行于“道”。

四、跨越千年：孔子“多能观”的当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