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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章 才与德 孔子眼中的周公之才启示（第1页）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中的这句论断，是孔子对才华与品德关系的深刻洞见。周公，作为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辅佐武王灭商、辅佐成王摄政，制礼作乐、安定天下，其才华之卓越、功绩之卓着，成为后世无数人敬仰的标杆。孔子将周公之才视为“才之美”的极致，却又明确指出，即便拥有如此顶尖的才华，若滋生了骄傲与吝啬的品性，那其余的一切便都不值得称道了。这句古训穿越千年，依然在警示着世人：才华是成事之基，而品德是立身之本，唯有德才兼备，方能行稳致远。在当代社会，随着竞争日益激烈，人们对才华的追求愈发迫切，却时常忽视品德的修养，重新审视孔子这句箴言，对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治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溯源：周公之才的“美”之所在

要理解孔子为何将周公之才视为“才之美”，首先需要回溯周公的生平与功绩，探寻其才华的具体体现——周公的才华，并非单纯的技艺或智谋，而是集政治远见、治国能力、道德修养于一体的综合素养，是“才”与“德”早期完美结合的典范。

（一）辅佐社稷的政治远见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周公便展现出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成为武王最得力的助手。武王伐纣前，面对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与商朝残余势力的顽固抵抗，许多诸侯与大臣心存疑虑，而周公则坚定地支持武王，提出“顺天应人”的主张，认为商纣王失德失民心，武王伐纣是顺应天命、拯救百姓的正义之举，极大地坚定了诸侯与大臣的信心。

武王灭商后，建立周朝，但天下初定，局势动荡——商朝残余势力伺机反扑，各地诸侯尚未完全臣服，百姓对新政权的认同感也有待提升。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武王积劳成疾，不久便病逝。临终前，武王将年幼的成王托付给周公，希望他能辅佐成王稳定天下。周公临危受命，毅然挑起摄政的重任，面对“管蔡之乱”（武王之弟管叔、蔡叔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的叛乱），他沉着应对，亲自率军东征，历经三年苦战，最终平定叛乱，诛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彻底铲除了商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在平定叛乱后，周公并未沉迷于权力，而是从长远角度考虑周朝的稳定与发展。他认识到，单纯依靠武力无法实现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与道德规范，于是提出“封邦建国”的策略——将王室子弟、功臣谋士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一方面让他们镇守边疆、抵御外敌，另一方面让他们传播周文化、安抚百姓，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周公还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即“周礼”），从国家祭祀、朝聘、宴饮到个人婚丧嫁娶、日常言行，都做出了详细规范，通过礼仪制度来维护等级秩序、凝聚人心，为周朝数百年的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制礼作乐的治国智慧

“制礼作乐”是周公才华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深远的贡献。周公制定的“礼”，并非单纯的礼仪形式，而是一套包含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多个领域的完整制度体系——在政治上，“礼”明确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等级的职责与权利，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经济上，“礼”规范了土地分配、赋税征收、手工业生产等制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礼”通过祭祀、庆典等活动，强化了民众对周王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传承了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周公创作的“乐”，则与“礼”相辅相成。“乐”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周公根据不同的礼仪场合，创作了不同的乐曲，如在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庄重典雅的《大武》，在朝聘、宴饮时演奏和谐欢快的《小雅》。这些乐曲旋律优美、意境深远，既能营造庄严、和谐的氛围，又能潜移默化地向民众传递“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实现“乐以教和”的目的。

“礼”与“乐”的结合，形成了周朝独特的治国模式——“礼”强调秩序与差异，“乐”强调和谐与统一；“礼”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乐”调和人们的内在心性。这种治国模式，不仅让周朝实现了长治久安，还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孔子一生推崇周礼，曾感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足见周公制礼作乐的才华对孔子的影响之深。

（三）鞠躬尽瘁的道德品格

周公的才华，不仅体现在政治与治国层面，更体现在他高尚的道德品格上。在摄政期间，周公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深知成王年幼，国家安危系于一身，因此凡事亲力亲为，“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时多次握着湿发出来处理政务，吃饭时多次吐出食物去接待宾客，生怕错过任何重要事务，耽误国家大事。这种勤政爱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后世官员的典范。

更难能可贵的是，当成王长大成人后，周公毫不犹豫地将政权归还给成王，自己则回到大臣的位置，辅佐成王治理国家，丝毫没有留恋权力的念头。这种“功成不居”的品格，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尤为难得，也让周公赢得了后世的广泛敬仰。孔子推崇周公，不仅因为他的才华，更因为他的品德——周公的才华与品德，共同构成了“周公之才之美”的完整内涵，成为孔子评判“才德兼备”的最高标准。

二、解析“骄”与“吝”：才华的两大“蛀虫”

孔子认为，即便拥有周公那样的才华，若滋生了“骄”与“吝”的品性，其余的一切便都不值得观。“骄”即骄傲自满，“吝”即吝啬小气，这两种品性看似不同，却都能从根本上摧毁一个人的才华与成就，成为才华的两大“蛀虫”。

（一）“骄”：才华的“自毁器”

“骄”，即骄傲自满，是指因自身拥有一定的才华或成就，便目中无人、狂妄自大，不再虚心学习、精益求精。骄傲自满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会让人失去清醒的自我认知，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也听不进他人的意见，最终导致才华停滞不前，甚至因决策失误而酿成大错。

1。历史中的“骄”之祸

在中国历史上，因骄傲自满而葬送才华与事业的案例比比皆是。项羽，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项羽出身贵族，自幼习武，力能扛鼎，勇猛过人，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他率领楚军屡破秦军，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成为反秦义军的领袖，其军事才华堪称顶尖。然而，项羽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傲自满。他自恃勇武，看不起他人，对谋士范增的建议时常置之不理；他刚愎自用，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错失了消灭竞争对手的最佳时机；他定都彭城后，沉迷于自己的功绩，不再进取，反而大肆分封诸侯，导致天下再次陷入混乱。最终，项羽在楚汉之争中被刘邦击败，自刎于乌江，空有一身才华，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评价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这段话精准地指出了项羽的骄傲自满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

除了项羽，三国时期的关羽也是因骄傲自满而失败的典型。关羽武艺高强，忠义勇猛，为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事迹广为流传。然而，关羽却过于骄傲，看不起东吴的将领，认为东吴无人能与自己抗衡。在镇守荆州时，他不听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建议，反而对东吴采取强硬态度，甚至辱骂东吴使者，导致吴蜀联盟破裂。最终，东吴吕蒙、陆逊等人趁关羽北伐曹操之机，偷袭荆州，关羽兵败被杀，荆州也落入东吴手中，蜀汉政权因此失去了重要的战略基地，实力大幅削弱。关羽的悲剧，同样印证了“骄”对才华的摧毁作用——即便拥有顶尖的武艺与军事才华，若被骄傲蒙蔽双眼，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2。当代社会的“骄”之害

在当代社会，“骄”的危害依然不容忽视。在学术领域，一些学者凭借早期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便开始骄傲自满，不再关注学术前沿的发展，也不愿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固守自己的观点，导致研究陷入瓶颈，难以取得新的突破；更有甚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打压年轻学者的创新观点，阻碍了学术的进步。在商业领域，一些企业家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与大胆的决策，取得了一定的商业成功，便开始骄傲自满，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不再重视市场调研与团队建设，盲目扩张业务，最终因决策失误导致企业陷入危机。例如，一些曾经辉煌的企业，因创始人骄傲自满，忽视了技术创新与市场变化，最终被时代淘汰，成为“骄”之害的牺牲品。

在个人成长中，“骄”同样会成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一些年轻人在学习或工作中展现出一定的天赋，取得了一些成绩，便开始骄傲自满，不再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认为自己“天生有才”，无需付出太多努力。然而，才华若不加以打磨与提升，很快就会被他人超越。正如古人所说：“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只会让人停滞不前，而虚心谦逊才能让人不断进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

（二）“吝”：才华的“隔绝墙”

“吝”，即吝啬小气，有两层含义：一是物质上的吝啬，即对财富过于看重，不愿与人分享；二是精神上的吝啬，即对知识、经验、机会过于吝啬，不愿传授给他人，也不愿帮助他人成长。无论是物质上的吝啬还是精神上的吝啬，都会让人陷入孤立，失去他人的支持与合作，最终限制才华的发挥与事业的发展。

1。物质之“吝”：失去人心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