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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她看来，伪人和人类，根本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而这场人类的胜利之所以拖到了今天还未实现，不正是因为当年没狠下心来搞个“七日内清零”式的全面扑杀？

“共生派”？完全就是绥靖！投降派！她冷笑。

她并不是没读过资料，也明白顾景岚这一类人主张的是什么：她们认为稳定型伪人可以暂时被无视，只有伪人不再稳定也即异化后，显现出来了危害性后，才由特遣员来控制和捕捉与灭杀。

表面听着人道、科学、温和——但在宗锐眼中，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我们选择接受现实，接受与敌共存。”

这不是妥协是什么？这不是投降是什么？

打着“共生”旗号的人，也许比那些避谈伪人的家伙更恶心。

如今社会主流已经彻底变了。每天都对整个城市、每个人进行电磁清扫的手段被废用，城市宣传上不再出现“伪人”二字，只用模糊的“行为异构者管理条例”；还有媒体节目上干脆连“特遣员”都不提，生怕引起恐慌，宁愿把全国变成个温水煮青蛙的大浴缸。

是的，就是因为这些人占了主流，所以现在才会有人连“伪人”这个词都不愿再提，只想当作一场灾变历史的尘埃。这在宗锐眼里，比当初清除政策里那些乱用私权的人还要糟。

她们不是战斗者，而是逃避者。

可怕的是，这种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压得她这样的“坚持者”抬不起头。你说彻底灭杀伪人吧，人家说“你极端”；你说不能信任这些投降派吧，人家说“你何必要扰乱大家的生活”；你说我愿意牺牲一座城市换全国太平，人家说你“心理变态”。

这都什么话？！

她真想把她们拉回几十年前，看着自己的身边的人被撕成两半，看着那伪人张着一张“人脸”对你笑，然后冷不防咬烂你的头颅。她们还会说共生？会说有科学管理机制？说得轻松，就因为死得不是她们。

她一直觉得，人类就是因为太怕痛和太懦弱，无法做到思想上的统一，才会在伪人危机下沦落至今。

她不是。

她觉得人类就该一鼓作气把伪人全灭了。就算牺牲掉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也值得。只要结果是未来再也没有伪人、再也没有这种身份难辨的恐惧感，她觉得就是胜利。她也愿意牺牲自己。

所以她看顾景岚，看那些在新时代当官、风头正盛的共生派领导时，总会莫名烦躁。

可是，宗锐来到果市，已有小半年了。

她并非没有眼睛、没有心，也并非任由自己执拗偏执地活在假想敌构建的狭窄世界里。恰恰相反，她的敏锐、她的天赋、她那被上级寄予厚望的判断力与执行力，都让她在这座城市的一言一行中不断被迫重新审视自己最初的判断。

她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顾景岚并非一个胆小如鼠、阴冷狡猾的小人。事实上，她是个极有魄力却又可以称得上宽和的上位者。在这个倾轧与换代很严重的系统里，顾景岚的态度从不咄咄逼人，也永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对她这个从来这里的一开始就充满敌意的下属，顾景岚也屡次三番地照顾她的心情，说话时避开她最抗拒的方式，更不强迫她在被二队孤立的情况下融入任何团体，只是平和地与她聊天，告诉她“做自己也很好”。

顾景岚并非不想她改变，或者不想她离开；可是哪怕顾景岚并不会多留她太久，却还是愿意在这段时间里给与她善意和长辈一般的孤立。

这并不是权术，也不是虚伪——宗锐是如此敏锐，以至于她很清楚，那些话都是肺腑之言。

也正因此，她更加痛苦地意识到：顾景岚并不喜欢她，但却真诚地希望她好。这份无关私欲、无关喜恶的善意是她所未曾预料到的。她搞不懂动机，她只能在一遍遍地反问中痛苦地确认顾景岚不是在演戏，顾景岚对她很好。

周淼也是一样。

她一开始就认定周淼是第二个许岑，是被顾景岚圈在身边的“高级稳定伪人”。

宗锐把周淼所有的天赋和冷静都看作是过于完美以至于不真实的伪装，先有了偏见，于是她一根筋地想要拆穿周淼，想找出任何破绽——她几乎是执念般地寻找“她是伪人”的证据。

可慢慢地，她开始动摇了。

她曾经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如今却不得不摆上心头：她是在忮忌周淼。

不是仇恨，而是忮忌——这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女人，比自己还要天赋卓越，行事风格几近完美，就连让人挑刺都难以找到出口。

宗锐在一次次“看不惯”的背后终于意识到，正因为看不惯，才代表着一种下意识的抵触。而这种抵触，是出于不愿承认对方“比自己强”。

她的执念很难消除，可她已经开始用一双“正常的眼睛”去看周淼。

不得不说，周淼就是个极其优秀的特遣员。她完全符合稳准狠三个字，每一处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更不逾矩。她的洞察力极强，她的体能和武力从昨夜来看估计能在全国特遣员体能大赛中夺冠。

更难得的是她的精神状态——沉着而干净，几乎不带任何多余情绪杂质。

宗锐觉得自己已经是天才了，而周淼完全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而且昨夜，她还在周淼身上，看见了一种陌生的气质——那是一种“使命感”。

宗锐陷入了思考。

在她的理解里，优秀的特遣员是不需要使命感的。她们只需要责任感——这是一种“我既然接下了任务，就必须把它完成”的理性驱动，是执行力，是职责之内的自我要求。

对特遣员而言，“生死”不过是任务的“副作用”，并不值得赋予情绪价值。

但使命感不同。那是一种信仰感，是一种“非我不可”的执着，更是一种感动。

宗锐从前认为，有使命感的人要么愚蠢，要么情绪泛滥——这是特遣员所忌讳的。而今天，当周淼已经可以卸力、已经完成支援抵达的目标、却仍然选择支撑着直到一切妥当，宗锐突然意识到——这不是职责，而是一种“必须如此”的内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