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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3页）

“老陈，你看过了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了指书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

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魏文伯也是一样的情绪，说道：“张春桥签字，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

正说着，门外响起了四川口音，戴着金丝眼镜的上海市市长曹获秋也来了。

虽说事先并没有通知，这上海的“三巨头”不期而遇，聚在一起话题自然集中在张春桥身上。

“三巨头”的意见完全一致：张春桥擅自签字，是错误的！

他们三个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魏文伯、曹获秋立即赞同。

陈丕显打电话给张春桥的顶头是司——“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正巧，王力在陈伯达身边。大抵由于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叫人很难听清楚，王力替他接电话，替他向上海转述意见。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们知道了吗？”陈丕显心中有气，就往电话里发泄。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

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

陈伯达的答复，像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挂上电话，太阳穴上的青筋怒张。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我给陶铸挂电话！”曾获秋说道。

电话迅速接通了，耳机里传来“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清楚的话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话，使曹获秋以及坐在旁边的陈丕显、魏文伯都受到鼓舞。

张春桥呢？也在往北京挂电话。他又是向江青汇报……

上海，剑拔弩张，陈、曹、魏与张春桥严重对立；北京，两派的意见也泾渭分明。

张春桥，顿时处于矛盾的焦点。诚如他后来曾对王洪文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显然，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双方作出裁决，唯有毛泽东。

十六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

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张春桥长长舒了一口气，背脊上的冷汗才算干了。他，终于“立一大功”！

毛泽东的话，不光是支持了张春桥，而且等于承认了上海“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从此，王洪文的“工总司”，成为张春桥手下的一支强大的“炮队”。

毛泽东的话，也等于批评了中共上海市委，批评了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从此，他们成了“炮队”重炮猛轰的目标。

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

张春桥在上海点起了一把火。火势熊熊，正在烧向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

此时此际，张春桥却想滑脚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杀人”，借助于王洪文干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处于大动荡之中，争夺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十六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达之后，张春桥给江青挂长途电话：“我想回北京了。”

“我给你派一员女将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准能轰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语调，那么的洋洋得意。

张春桥一转眼珠子，马上猜着了“谜底”：“是聂元梓吧？”

“不错！”江青哈哈笑了起来。

聂元梓，这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名震中国。

此人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党总支书记。她颇有点来历：十七岁的时候，便在山西晋城的华北军政干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延安，在那里结识康生之妻曹轶欧……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曹轶欧进驻北京大学。据说是搞“调查研究”。

聂元梓因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过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与校党委结下深仇。曹轶欧与聂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点下，聂元梓联合六名老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