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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 我国封建社会南北朝时期34（第1页）

钟嵘的主要着作

《诗品序》

原文2）：

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瞻，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夫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

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

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衔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

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水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梼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释义：

《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名着。《诗品序》原来分别序于该书上中下三卷之首，由于它有总论的作用，故这里把三序合而为一。

文中所提出的重要论点，是针对当时的诗风而发。在文艺的基本问题上，有其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写作动机的激发，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

序言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是文学的源泉在于现实的观点。这观点是正确的。

作者继续“四候之感诸诗”之后，又阐述了社会环境对诗人的感召，突出了“群”和“怨”特别是“怨”的作用，这是诗歌反映现实的理论。

这理论出现在作诗偏重形式的齐、梁时代，，更有它的进步意义。但是作者认为怨的抒发的效果，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锺嵘既重视诗歌的群、怨，因此要求诗歌要有“滋味”，所谓“滋味”，就是文中指出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赋、比、兴，做到言近旨远，形象鲜明，有风力，有藻采，乃可耐人玩味，而感染力也愈强。这才是“诗之至也”。

锺嵘反对作诗用典，他以为“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对喜用典的诗人，讽刺“虽谢天才，且表学问”。

当然，写作上的援古证今，有时也有它的需要，锺嵘也不是一概排斥，他认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做诗，就不适用这样的标准了。

锺嵘也反对声病，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齐梁时代，声律之说盛行，“永明体”诗风泛滥，锺嵘对此作了有力的抨击。

他认为一味追求声律，反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亦足矣”。他反对那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人为的矫揉造作，而对诗歌的自然的音节美，并不排斥。

《诗品》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歌的名着，它反对玄言诗，反对用典，反对声病，主张自然真美，对弥漫在南朝诗坛上的云雾，有廓清的作用。

它对五言诗的起源、不同流派的溯述和对各家的品评，对后世各种诗话的创着，也起了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