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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雨腥风中的抗争与悲怆（第1页）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1934年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年份。贺龙将军率领红三军宛如一股正义的洪流，途经安营并驻扎于毛坝。他们怀揣着为穷人谋福祉的坚定信念，积极宣传共产党那振奋人心的政策——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谋翻身、求解放。这一政策如同一束光，照亮了黑暗中挣扎的穷苦百姓的心灵，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改变命运的可能。

陡溪大院的张钟全、张钟亮等七人，正是被这束光照亮的人。他们长期生活在贫困的深渊中，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对命运的不公有着切肤之痛。当听到红军的宣传后，他们内心深处渴望改变的火焰被瞬间点燃。他们深知，只有紧紧跟随红军的步伐，才能摆脱这无尽的苦难。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积极为红军提供当地贫富情况的详细线索。他们凭借着对当地的熟悉，深入各个角落，收集着那些土豪劣绅剥削压迫百姓的证据。同时，他们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游击队，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加入游击队后，他们时刻保持警惕，密切监视着地主豪绅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有任何不利于革命的迹象，他们便会及时向组织汇报。他们的存在，有力地打击了大土豪的嚣张气焰，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红三军离开后，以张德成（绰号苗子四）为首的五户地主，对游击队员们恨之入骨。这些地主平日里享受着剥削百姓带来的富足生活，他们的财富和地位都是建立在穷苦百姓的痛苦之上。红军的到来和游击队员们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害怕失去手中的特权，害怕被清算。于是，这些地主凑在一起，商议着如何报复游击队员。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对抗这些勇敢的游击队员，于是决定用金钱来驱使他人为他们卖命。他们商议凑钱，以重金收买中陡溪人、匪首张晏清的骨干严茂明、严循知等人，并许下杀掉一个游击队员赏钱五百吊（即五千个铜元）的重赏。

见钱眼开的严茂明，在听到这样丰厚的报酬后，心中的贪婪被彻底激发。他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全然不顾道义和良知。在当年农历八月初五凌晨，他网罗了一群地痞、打手，足有七八十人。这些人背着长枪，手持长矛或刀斧，气势汹汹地奔赴大院。在张德成的暗中指挥下，严匪一伙迅速将整个村寨包围起来。他们鸣枪警告村民，不准有任何乱动，随后便开始了残忍的搜查。

张钟全全家首先被搜查。当时，张钟全与其九岁的小孩还在睡梦中，被突然的嘈杂声惊醒。他们还未来得及穿好衣服，就被匪徒们粗暴地拉出屋子。刽子手李世灿毫不留情地将父子俩砍死在屋当头，鲜血染红了那片土地。张钟亮听到惨叫声后，意识到危险来临，急忙从后门逃跑。他拼命地跑，跑到晒花堡时，被严茂明发现。严茂明对着他连开三枪，幸运的是没有打中。但严茂明并不打算放过他，追上去将他抓下来，按在门坎上残忍地砍头。张钟应被砍死在晒花堡，张钟宝被砍死在堂屋，张钟品惨死于打蕨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多名游击队员惨遭杀害，反动势力的凶残行径令人发指。

严茂明等土匪在杀害游击队员后，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恶行。在短短不到两个钟头内，他们将村寨的财物洗劫一空。他们如同恶狼一般，有的牵牛，有的赶猪，有的拿衣物，有的扛粮食，把能抢走的东西都席卷而去，然后扬长而去。张钟位藏在猪圈板底、张着清躲在竹丛中，凭借着一丝幸运才幸免于难。

死难家属们面对亲人的离世和家财被抢的双重打击，悲痛欲绝。他们失去了最亲近的人，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因为家中的钱财都被抢光了，根本没钱购置棺材。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稻草掩埋亲人的尸体，这是何等的凄凉与无奈。随后，为了躲避土匪的进一步迫害，他们只能四处逃生。

张钟全遗下一儿一女，妻子严氏为了孩子的生存，将儿子抱给张钟贵抚养，自己则带着女儿改嫁顾家沟。张钟亮的妻子陈氏带着一儿一女改嫁黎家窝牟家，然而却遭到牟的虐待。不到一年，三娘母便讨饭到松桃乌罗边江，改嫁李吉成。1948年，又把儿子抱给乌罗张家院子一个寡母作孙。张钟应的妻子带着儿子逃往朗溪泡木寨椅子山，甚至改姓杨，只为了能在这乱世中求得一丝安宁。其余两家也带着小孩往思南方向逃去，从此音信全无。

张着勋回忆起那段痛苦的经历时，泪水忍不住流淌。他说父亲张钟全被害后，母亲把他抱给张钟贵，但却得不到善待。三月后又逃到二姑爷家，依然待不下去，最后才逃到舅爷家。可是舅爷家也很穷，养不起他，最后只好将他抱给严循学舅爷作儿。直到解放后土改时，他才得以回家。回家时，家中父辈两弟兄的遗产仅剩下一个石擂钵。他感慨地说，若不是共产党，自己根本回不了家。

这段历史，是革命时期无数悲惨故事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凶残和无情，也让我们看到了百姓在苦难中的挣扎与无奈。同时，它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应当铭记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与幸福，继续为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