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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3页）

张居正在舆论面前及时让步，既保全了他自己，也保住了冯保，尽管二人在名誉上已经失了不少分。

史载：“由是举朝皆恶保。”（《明通鉴》）

盟友之污，即是己污。如此拙劣的诬陷，无疑是第二个“风波亭”，险些让张居正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秦桧。

看来，人心毕竟不可太歪。即使没有苍天在上，总还要对得起白发的爹娘！

王大臣一案，叙述得较为具体的莫过于高拱晚年写的《病榻遗言》。此书内容虽不免掺杂高拱较多个人情绪，但证之《明史》、《万历邸抄》、《万历起居注》、《明深宗实录》、《国榷》、《明通鉴》《名山藏》、《万历野获录》等书，大体情节大同小异，可见高拱所言距事实并不远。

高拱在回忆中，曾实指张居正企图将他灭族，事不成后，却又自鸣其解救之功。这应是不错的。

张居正事后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确实做过事情全赖他力挽狂澜的表白。

天启年间的大学士朱国祯是当时过来人，对此事有比较允当的看法。他说：“看来张欲杀高是无疑的。但张似不应如此愚蠢，或是当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出于冯保的主意，这应是准确的。”（《涌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轰动中外，连朝鲜使臣也有耳闻，记录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间说法，即构陷者是谁，“道路之言，皆指太监事。”（《荷谷先生朝天记》）

此案内中一些详情，恐怕永远不可为人所知了。各种著作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之处。譬如，曾有人说辛儒秘密给王大臣送去蟒袍与刀剑，剑柄上镶有猫眼石，诱惑王大臣以此为赃证，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还有的书上说，朱希孝在东厂会审时，曾令王大臣辨认混杂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无所知，以此确知他的所谓口供均系捏造。

此案对高拱来说，可算是因祸得福。因这次诬陷失败，张居正与冯保后来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回避清议。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个平按晚年，在故乡整理和写作了大量著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

从对此事的处理上，我们还可见出张居正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特点，就是易于感情用事，反应较为冲动。这与他平时的沉稳极不相称，几乎判若两人。这个特点，在以后还会数次出现。

此外还有，张居正历来有收买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认，反而标榜自己是解铃人。这在此前此后，都有一些表现。不过这种“买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盗铃而已。

最后还要说的是，他在狙击政敌时，又往往在紧要时刻良心发现，或不愿意把事做绝，不肯出手致命一击，有时反而能为对手略做解脱。

官场功利与人性底线的冲突，在他身上交缠虬结，不可以非黑即白来概括。

近年一些评述张居正的小册子，为描红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将他排斥异己甚至诬陷政敌的行为，一古脑赞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无亏的么？

改革家就没有私欲了么？

改革家就没有万劫不复的败笔么？

改革家就没有穷凶极恶的面目么？

只能笑当今之开明之世，当年“评法批儒”的套路却还未有穷期！

还有的著作将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说成是张居正胸怀远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赞美不止。

事实如何？怕是张居正心里最清楚。

他大概惟有庆幸：当一天阴霾消于无形时，只祭了一个王大臣，其他各方并无惨烈的损伤。万历初年刚稳定下来的政局，未遭到伤筋动骨的毁坏。

张居正侥幸摆脱了一次最大的危机，那么，他现在可以向前走了。

【大国之治怎能不以吏治为先】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当张居正终于位致台鼎、独步政坛的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阳中登上东华门。如果曾有这样的闲暇，他能看到的，该是京城九门浩茫如海的烟蔼……

从这里伸展开去，是何其辽阔的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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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老迈的帝国，它将如何重生，如何奋起？将怎样在万丈尘埃中洗涤一新？

张居正从一个书生走到了这个制高点，“以藐然之躯，横当天下之变”，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无比勇气？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不错，当年他一个青衫学子也曾经这样做过。可是，国之兴亡，真的只是寄于匹夫肩头吗？难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忧国”了吗？

肉食者鄙，鄙在哪里？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