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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2章 榷税轻重天下议四（第1页）

朱载坖很清楚，随着经济的发展啊，商贾势力肯定是会越来越大的，他们想要追求政治权力，这点朱载坖并不反对，朱载坖从不是一个歧视商人的皇帝，朱载坖也从没有采取过重农抑商的措施，相反，无论是开放海禁，还是扶持贸易，朱载坖对于商业和商人都是予以扶持的态度。

但是朱载坖的扶持是要有回报的，而商人对于大明的回报就是赋税，这点朱载坖是明确的，所以这次朱载坖才讨论制定完善的工商业赋税制度，向工商业征税，以保证朝廷的用度，因为朱载坖很清楚，现在大明朝廷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所需要的钱粮也会是越来越多的。

原本的地方地方，只需要保证赋税的按时征缴，还有地方的安定就行了，最多就是关注一下地方的教育问题，但是现在不同的，朱载坖要求大明的官府要负责基础设置的建设、物价调控、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官府的只能增加官吏和投入，这点是肯定的，财政开支肯定会极为浩繁，朝廷又不能向农民征收过多的赋税，只能够向工商业征税。

朱载坖之所以召集重臣们来商量此事，就是要明确朱载坖作为皇帝的态度，就是这个工商税是必须要征的，朝廷需要这笔钱粮，才能够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学校和医疗体系的建设，这是保证大明能够继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朱载坖是必然向工商业征税的，这点是不容商量的，谁要是敢在朝廷的大政上搬弄是非，朱载坖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所以朱载坖直接说道：“申学士、王学士怎么看此事啊？”

申时行说道：“陛下，臣以为现今商贸繁盛，商贾中身家百万者多矣，当课税也！”王锡爵也是这样的看法，他们很清楚朱载坖是什么性格的人，而且这些商人们锦衣玉食，也是该向朝廷缴纳赋税了。

朱载坖也说道：“朕闻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蠧蚀，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凡徒知理国之财而不知理民之财，损于下而以益于上，国于是有仓卒乏用之忧矣，民于是有荒歉不给之患矣，终也，民贫而国不支，此非朕之所愿也！”

朱载坖并不是要重税困商，这点不是朱载坖的所要的，但是朝廷要发展大明的交通和各种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本钱肯定是从工商税中出的，张四维等人认为，要向工商业征税，首先应该使得四民平等，虽然大明对于商贾没有之前那么的歧视，但是在太祖皇帝的所制定的大诰中仍旧明确说道：“今后诸处有司衙门皂隶、吏员、狱卒，不许用市井之民。”所谓市井之民，就是指商贾。

而且在大明的历代皇帝中，也多次重申对于商贾的歧视性政策，如在武宗时，就颁布诏令：“禁商贩、吏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商贾技艺之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

这其实都是对太祖政策的重复，因为在太祖朝，太祖皇帝就下达过诏令：“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这些对于商贾的歧视性政策到了现在确实是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大明了，张四维提出此事，也是理所应当的，这些商贾也向百姓缴纳赋税，但是却被朝廷所歧视，这确实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张四维认为，在征收工商税之前，朝廷应该先取消对于商贾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才能够调动这些商人们的积极性。

其实太祖皇帝在晚年也对于这种歧视政策有所察觉，太祖皇帝就曾经说过：“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

张四维现在提出四民平等的观点，朱载坖也认为确实是应该纠正这一观点了，朝廷要倚仗商人们赋税，却又对于商人百般歧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朱载坖也认为再以所谓的四民来划分等级已经不能适应大明的发展了，不仅仅是商人的地位问题，还有就是工匠等的地位问题，这些都必须予以解决，大明要想重视技术，发展生产力，就要废除所谓的四民制度。

朱载坖当即说道：“首辅之言甚善，天下生民，皆朕之赤子也，华夷尚且不分，遑论四民也？”朱载坖命令内阁和翰林院起草相应的诏书，宣布四民平等，对于天下的百姓，不再采取歧视性的措施，之前朱载坖也已经大规模豁贱为良，这次更是要推翻千余年的四民制度，这事可不是小事。

连提出此事的首辅张四维都感到事情有点大，劝朱载坖慎重，朱载坖说道：“首辅认为商贾不应歧视，那工匠就应该歧视吗？士农工商，皆朝廷之编户，朕之赤子，朕皆以保育之，以法治之，未有他故也。春秋有言，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

朱载坖认为要废除就彻底废除，破除所谓的四民制度，才能够实现大明技术上的发展，否则的话，工匠等始终在士、农之后，是不可能有技术发展了，朱载坖不能指望每一个皇帝都和朱载坖一样重视技术，所以朱载坖的看法将四民制度予以取消，将四民变成朝廷的编民，不管是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编户齐民，朝廷一以待之，无有歧视。

但是重臣们对此事都是有些反对的，原因嘛，朱载坖也很清楚，因为这些重臣们也是士的一部分的，他们是四民制度的受益者，从独尊儒术以来，士的概念进一步演变为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科举制度的出现更是将读书与做官紧密相连，使得读书人的地位水涨船高。